因为在新兵连写了几篇新闻稿，下连的时候，我被分到宣传科放映组，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。

电影放映员是一个技术工种，需要持证上岗。分到放映组不久，我就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全军放映技术骨干业务培训，取得了四级放映员的资格证书。据说，四级是最初级的，一级最高。但是，我依然把它视为珍宝，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个绿皮的小本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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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，我们的放映条件与其他部队相比，算是比较好的。先说放映机，当时很多单位都是用“提包机”。那是一种很简单的放映机器，平时放在皮箱里，放映时取出来，两条腿一支，机器架在上边，所以叫“提包机”。它的优点是操作简单、便于携带。我们用的是当时国内较先进的固定座机，画面清晰度高、音响效果好。

以前，我在老家电影院看电影时，就很好奇放映室里什么样、放映员怎么操作？总要回过头看几眼那个不大的放映孔，想透过那束光感受一下里面的“神奇”。没承想，我也成了那个“神奇”里的人，顿时感觉自己可神气了。如今，30多年过去了，我已忘记自己第一次放电影时，放的是什么影片。但是，银幕上晃动的人物、片尾悠扬的歌声以及放映机传出的沙沙声响，成了我一生中美好的回忆。

在放映室待久了，新鲜感就淡了。放映室空间不大，放着两台大座机，还有一台投影机，显得很拥挤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两个机器一开动，噪音不说，仅是散发的热气就够让人受的。那时，还没有空调，两台大风扇使劲吹，依然抵不过放映机散发的热气。常常一场电影放下来，我们的上衣都湿透了。

那个年代，电影拷贝的资源很紧张，流行“跑”片子，也就是我们和附近的两家单位合放一部影片。上一家要早放半小时，然后我们取回来再放，下一家再从我们这里取走。有时，一部电影要跑好几个来回。影片取回来，还要赶紧倒片子。时间紧，稍微衔接不当就可能影响后续放映。好在我们几个人分工明确，一人负责“跑”片子，一人负责倒片子，另外两个人放影片。

放映组的任务不仅是放电影，还要负责营区的有线电视维护、会务保障等工作。每次开大会做会标，都是我们刻美术字、挂横幅。逢年过节，营区里彩旗招展、灯笼摇曳，也都是我们的杰作。还有部队大型活动的照相、摄像，都需要我们承担。虽然平时工作忙，但一有了闲暇，我们总会静下心来，潜心学习。毕竟，在战友们眼里，放映组的兵都是“文化人”。我平时喜欢写作，还兼职部队的新闻报道员。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会带着采访本跑连队、进研究室，去挖掘新闻素材。

当兵第4年，我调离北京，去了中原一个部队，也是在放映组当放映员。那时，部队驻地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，看电影是群众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。我们经常去给共建的村子放露天电影。那个村子位置偏，不通公路，我们每次都是拉着平板车过去。两个大箱子，三个大喇叭，一块幕布，两根竹竿，满满当当一车。到了村里，乡亲们就会热情地围过来，搬箱子、支喇叭、架幕布。映前准备工作就绪了，村支书就会招呼大家：“先散了，都回家吃饭，吃完来看电影。”然后，他会让我跟着他回家。

一到支书家，婶子总是先端上一碗糖水荷包蛋。这是当地的习俗，来了贵客都用这种方式表示欢迎。饭菜很简单，一两个凉菜，主食就是捞面条。等我吃完了，乡亲们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在银幕前，满怀期待地等着放映。当时，战争片、武侠片是乡亲们的最爱。有的电影都放过好几遍了，乡亲们依然热情不减。

在部队当放映员的时候，还有一件事让我很自豪，就是放了一部根据我的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——《良心》。影片主要讲述了银行职员“白花子”为保护国家财产牺牲后，与她一起身负重伤的同事崔福顺担负起抚养烈士遗孤小红莲的重任。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，有两位署名“金穗”“白云”的好心人一直给小红莲汇款捐助。后来，小红莲偶然得知了“金穗”的真实身份，不料这位好心人却意外遭车祸遇难。小红莲悲痛万分，千里迢迢来到新疆，渴望找到“白云”。在这里，她找到了“金穗”的女儿，找到了千千万万个“白云”……

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，著名编剧王兴东看到后很感动，把它改编成了电影，还获得了那年的中国电影华表奖。记得当时放这部电影时，我的感觉与以往完全不同。影片的每一个镜头、每一个细节，我都看得非常认真。尽管里面的故事、人物，我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，剧情高潮时，我依然跟着揪心；镜头伤感时，我情不自禁流泪。

当兵第7年，我被组织破格提干，保送到军校深造，从此离开了放映员岗位。时隔多年，虽然不再从事放映工作，但那段充满激情的日子总萦绕心际，如甘醇的美酒，如浓香的甜蜜……（孙现富）